2019年9月7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我院王绿萍教授携论文《新闻史研究一得录：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赴津参会，并向天津地方新闻史研究所和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捐赠专著《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

在此次会议上，王绿萍教授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颁奖辞

用脚丈量史迹的新闻事业守望者：王绿萍

“一个背包便是她的全部家当，住过5元的地下室，每餐只有馒头包子，挤着最便宜的公交，用脚走过新闻史的每一点痕迹。就这样她拄着拐杖，交给中国新闻史6600余种报刊的档案，168万字，1.7公斤重的《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四十年风雨兼程，她只做了两件事，教书与科研，多少汗水与泪水，多少磨难与忧愁、所有的成绩都伴随着身体的疼痛，她只有说了两个字：值得。在有限的生命长度，她无限地拓展了生命的宽度，这是她大写的人生。”

从业界到学界：时隔20年的归队

1978年，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筹建新闻专业，王绿萍在“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下申请调入川大任教。1980年，王绿萍正式进入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这一年，距离她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整整过去了二十载。

1960年，从《文汇报》实习返校的王绿萍面临着一个选择：毕业后去哪里？她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锻炼学习”。填写分配志愿时，王绿萍填了西藏、青海和四川三个地方。最后，她被分配到了四川成都，同行五人，另外四人均被分入川大，其中也有王绿萍的爱人郑松元。来到四川后，王绿萍先被分到四川省高教局，而后又被分到文化局。在被领导询问单位意向时，她也只有一个回答：“服从组织安排。”最后，王绿萍进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编室工作，一个月后调入省新华书店负责内部报纸《图书发行》的编辑工作。据她回忆：“那时候也没什么行李，带上一个铺盖卷就去了。”

但这份看似专业对口的工作其实并未长久，因当时集中人力物力建设农业的需求，《图书发行》实际上只在王绿萍手头上出过一期便停刊。报纸虽然停刊，但她也没闲着，适值省里要派一批下放干部到农村，她便主动报了名。“单位还开了欢送会，我们戴着大红花，高兴得不得了，那种荣誉感非常强烈。”

带着这份荣誉感，王绿萍和文教系统小分队的十余人一起出发了，目的地是涪陵李渡。说起这段下放经历，王绿萍还有着颇为清晰的印象。据她回忆，在公社食堂撤销后，作为下放干部的她每个月能分到19斤谷子、半斤白糖和1钱油。其中这19斤谷子是大家的主粮，为了填饱肚子，连碾剩的谷壳她们都没舍得扔，“就放在锅里炒炒，然后压成粉加在米糊里一起喝”。天气炎热，长发不好打理，于是王绿萍剪掉了自己的两条大辫子，改留短发。当时，她不仅小腿水肿，手上也长了脓疱疮，但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回到单位后，王绿萍被分配到图书科当科员，主要负责文艺书籍的发行，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多年。直到迎来1978年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筹建新闻专业的契机，王绿萍主动申请调任。

选择新闻史作为主授课程后，她就决心要在这个领域做好，“我是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在做，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决心一下，王绿萍开始着手准备教学资料。没有统一的新闻教材，王绿萍只能穿梭在四川省图书馆和省新华书店的样刊室之间，广泛地接触各种书籍和报刊材料。从申请获准到正式入职，王绿萍又等待了两年。

刚入川大时，王绿萍的心里其实也有些紧张，自己虽然是科班出身，但脱离了新闻专业整整二十年。“我到川大搞教学是很大的一个跨度，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成都到上海：540张幻灯片的摄制

正式站上讲台前，王绿萍在家里掐着时间预讲了两遍。

得益于事先的充足准备，王绿萍在讲台上也逐渐讲出了信心。“脑子都有底了，可以按照计划讲了，等一学期讲下来，就更成熟了。”

1982年，王绿萍赴复旦大学进修，这次重返母校，她的目标很明确：针对自己开设的新闻史课程进行学习。期间，她利用复旦和上海地区的新闻史资料，撰写了近10万字的讲稿。原计划进修半年，但王绿萍因母亲患癌而提前返蓉，讲稿进度也止笔于抗日战争时期。回校后，她开始一边进行教学一边写作讲稿，同时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

在教学过程中，王绿萍发现新闻史的课程其实“不大好讲”。一来，新闻史课程本身相对枯燥；二来，很多同学以前没有接触过新闻史，很多报纸名字也无处可查，“单是报纸的名字就很容易就把脑子搞糊涂了”。王绿萍在讲到古代报纸时，还要在黑板上画图，标注长宽尺寸，再讲排版印刷过程，但效果并不理想。“你觉得自己讲明白了，但学生其实是稀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概念。”

如何让学生对没见过的报纸形成直观的概念？如何提升授课效果？这也是王绿萍反复琢磨的问题。

“最后就搞了一套新闻史的幻灯片。”

如今在王绿萍书房的窗台外，放着一个陈旧的木箱子，上面还堆放着三个纸箱。“这个是樟木箱子，里面不生虫子。”打开木箱，王绿萍拿出了一个用塑料纸紧紧包裹着的东西，拆开后就是一摞幻灯片夹子，每个夹子上整齐地排列着20张幻灯片。

当时下定决心制作后，王绿萍就向学校申报了这一课题。学校将其设为“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并给她发放了1000元的经费。在正式着手拍摄前，王绿萍先手写了700多张卡片，“要拍哪些图片、什么名字、什么版面”，她都一一写在卡片上，提前为幻灯片摄制作了详细的计划。

王绿萍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先将目光投向了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图书馆，开始拍摄馆藏的报史资料。而图书馆不仅向王绿萍提供资料支持，还直接委派馆属人员周世英协助王绿萍的拍摄工作。

完成校内拍摄后，二人又立即奔赴外地。两部老相机、一个翻拍架、一张反光纸是他们的全部设备，靠着这些，王绿萍和周世英先后辗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报刊图像。在沪期间，二人经费所剩无几，王绿萍和周世英晚上便挤在南京西路的地下室，“午饭就买个包子或者馒头，然后在公园待着，他们下午一上班，我们就赶过去拍”。

历经重重艰难，王绿萍最终带回了2000余张毛片，但万里长征至此仅行了一半，制作幻灯片又成了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订胶片、借机器、制片夹……没有丝毫制作经验的王绿萍只能慢慢摸索。据她回忆，那时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自己都待在机房里，时值盛夏，机房24小时还开着抽湿机，“就好像被装在蒸笼里面，衣服干了湿，湿了干”。

凭着不断的尝试和摸索，王绿萍最终制成了540张幻灯片。应其他学校老师的请求，王绿萍也将成片寄予十余所高校，供讲授新闻史使用。时任澳门新莆京游戏大厅副校长的隗瀛涛教授在看到这套教学幻灯片时，给予了极高评价。

王绿萍在搜集新闻史料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了报刊资料中的大量广告。鉴于当时人们对广告还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王绿萍觉得有必要致力改变这种偏颇的认知。在她看来，“新闻系的学生以后到报社工作，会大量地接触广告，就需要对广告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如果存在一些反感错误的认识，那就影响工作”。1986年，王绿萍正式开设广告课，主要讲授广告理论、广告历史、广告法律和广告创意这四方面内容，并鼓励学生自己创作、自己评析。

在王绿萍的教学生涯中，她认为与学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隔阂。“只有跟学生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才能搞好教学工作，教学是需要老师与学生双方共同完成的。”

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王绿萍这样自我评价：“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适合搞教学的。”

从行路到落笔：6600余种报刊的集结

起初被问及做四川新闻史有何困难时，王绿萍只说了五个字：“困难太多了。”

再次被问到外出考察的困难时，王绿萍又掰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五个词：“抢劫、车祸、疾病、饥饿、闭门羹！”

但尽管困难重重，王绿萍还是凭着一个“情”字坚持了几十年。“这就是一种投入，一种对新闻史的情怀，对它的那种不可割舍的爱。”

在王绿萍看来，四川新闻史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近现代报刊有着突出的特点——出现晚、起点高、发展快。王绿萍研究四川新闻史，并非单纯聚焦于新闻，她还欲从四川的整体历史背景入手，去感知当时报刊发展的时代环境，所以无论是近代史、古代史，还是科学史、交通史、教育史，她都会去学。为了弄清楚每份报纸的来龙去脉，王绿萍还给每份报纸建立起了档案，“这份报纸是怎么创办起来的，到最后是怎么终刊的，以及它中间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我要全部掌握”。面对满柜的档案资料，王绿萍表示自己在一天就要保存一天，但同时也不禁担心起它们日后的去处。

凭着对一手资料的执着，王绿萍用双脚丈量了8000多公里川路，前后搜集了6600余种报刊资料。直至后来因股骨头坏死而难以行走，王绿萍还乐观地想：幸好自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幸好还能继续做研究。

谈及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心得，王绿萍说：“这个还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是要花死功夫、坐冷板凳。”在她看来，历史研究就是要大量地占有资料，而且最好是第一手的资料，而这就要靠“自己劳动、自己发掘、自己寻找”。

王绿萍对一手资料的热爱，还体现在她写作《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的过程中。她在看书时发现，不少既有研究中关于甲辰《重庆日报》及其创办者的说法都存在谬误，而这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国内少见实物留存，所以她下定决心要以一手的史料来还原真正的史实。在跑遍北京、上海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后，王绿萍还是一无所获，而后骨患加剧，她又拄着拐杖继续奔走，终于得知东京大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料。最后，她被老伴推着完成相关手续，辗转联系上日本的加藤正彦，终于获得了全套现存《重庆日报》复印件。收到资料时，王绿萍竟忍不住落泪。

于王绿萍而言，自己对新闻史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情”字。“我把历史、把报人当朋友，我有时会和他们一起笑，一起掉眼泪。”在她看来，有情之后就会有一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会持久坚持。而她已经坚持了40年，也打算继续坚持下去。

此次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王绿萍坦言自己只是以平常心对待。在参会之前，王绿萍并不知道自己会获奖，一直到颁奖前才知晓。“我喜欢，我热爱，就坚持下来了，也没想到得奖，更没想到得‘终身成就奖’。”在去天津开会前，王绿萍刚从康定考察回来，接下来她也准备继续完成西康新闻史的著作，再到西昌和雅安去找寻资料。

回首往昔，王绿萍直言自己这40年来只干了两件事：教学和科研。“一路走来，回头看这些过程，还是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展望前路，她说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荣誉也是激励，更是担当，我将继续走我的路，努力完成未竟之事。”

采写：林丽、李彪、张诗萌

图片：林丽、部分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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